1947年秋，朱生豪先生的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喜剧、悲剧、杂剧）出版，计27部剧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翻译的31部剧本。朱生豪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人

  翻译大家朱生豪先生的故居在嘉兴的梅湾老街对面，京杭大运河的水声、桨声似乎能够传到这里。故居粉墙黛瓦，竹影扶疏，两层木楼梯子狭窄而吱嘎作响；窗花极小，经年累月的旧木器在昏暗的光影里散发出丝丝沉香……

  柴米夫妻译莎翁

  在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住过的房间里，我看到一盏小小的油灯，灯火已灭，但先生的气息依然存在。让我动容的还有一副题联“才子佳人，柴米夫妻”，这是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宋清如结束历时10年的“罗曼蒂克”爱情，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简单的婚礼，携手走进幸福的婚姻生活时，由著名词人夏承焘为这对新人题写的婚联。二人相恋时还是当时的“才子佳人新人类”，相约只恋爱不结婚，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义无反顾地谢尽时尚繁华，甘愿过起“柴米夫妻”的寻常日子。食了酸甜苦辣咸的烟火滋味，不知出身大家闺秀的宋清如是如何学会低到尘埃里来爱她的夫君及其事业。

  据说，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把译著送给宋清如做爱的礼物，二是将翻译事业当作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大口气。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在这三个原因中，人们常常放大第三个，忘掉前两个，我却每一个都相信，三个原因里才有真实的朱生豪。朱生豪像任何一个青年那样深深地迷茫过，而抱负非凡者迷茫更甚，他曾经告诉宋清如：“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但幸运的是，在23岁时，他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自此告别了迷茫，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茫茫夜空，使自己的人生勃发出最美的光彩。朱生豪信中的“某国人”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这种论调显然十分荒唐可笑，不说其他，单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过日本人说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本倒也是实情。朱生豪决心翻译出莎士比亚全集，用事实做最有力的武器，他原本属于沉默寡言的战士，冲锋陷阵的行动才是他最有力的反驳语言。

  翻译莎士比亚无疑等于攀登一座世界高峰，许多人望而却步。一些面世的中文译本也只是笨拙而机械地翻译，匠气十足，神韵全失，“将日月之辉译成油灯之微，将伟大的莎士比亚译成怪腔怪调的莎打油”。朱生豪先生也认为：“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显然他对这种译本很不满意，也瞧不起。那么他会怎么翻译呢？“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在《译者自序》里，朱生豪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宗旨。他还讲到具体的翻译过程：“凡遇原文中与中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这种忠实诚挚而又灵活贴切的译法让他走到了当时所有译者包括一些名流大家的前面。

  31部莎翁戏剧的日月之辉

  用现在的话来讲，朱生豪其实是当时翻译界的一匹黑马。他毕业于之江大学，绝对称不上名校；他毫无名气，乃一后生小子；他在世界书局充当一个小职员，在战乱年代跟难民一起颠沛流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什么利器，手头上除了莎翁原著，唯有一本《牛津辞典》和《英汉四国词典》，其他的参考资料一概没有。但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者悄然攀上了山峰，创造了自己的高度和历史，“把日月译上了天空，把伟人译入了历史”，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奇迹，不能不说是一种豪杰壮举。

  这个幼年失去双亲的不幸儿，也许在莎翁戏剧里读出了人类的体温。他将莎士比亚放在荷马、但丁和歌德之上，盛赞他笔下的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终成为他最心爱的事业，爱到可以寄托生死和人格尊严的地步。他说：“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先生感觉不到自尊，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深刻地体验到战争的罪恶。朱生豪翻译莎翁全集几乎是孤军奋战，同时伴随着毁灭一切的炮火。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携带着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此时的朱生豪已经对莎翁的戏剧达到着魔的程度，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八·一三的炮火，日敌在半夜里进攻，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稿纸、一身单短衫出来……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全部财物都给丢了，气得直骂，他却满不在乎，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不幸的是，他所在的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已经交付的全部译稿焚为齑粉。直到1938年初夏，先生才得以返回上海，重新开始自己心爱的事业。但在1941年，另一场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朱生豪冲入后来转入的“中美日报”馆，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无比痛心的是，他再次丢失几乎全部的资料和译稿。1942年，先生成为生活无着落的失业者，但他再次竭尽心力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虽然朱生豪的性格沉默而坚毅，但这毕竟是一副常人无法承担的重担，他“巴不得把全部东西一气弄完，好透一口气。因为在完成之前，不得不维持猪狗般的生活，甚至不能死”。

  新婚建立家庭使朱生豪夫妇感到经济上十分拮据，而先生的翻译工作尚在进行中。考虑到入川路途遥远，诸多不便，只好去常熟岳母家暂住。他在常熟闭门不出，争分夺秒地埋头翻译，遇到疑义便与妻子斟酌商讨。一心扑在翻译上，他们难免感到精神生活的单一和紧张。于是，他们合编了一部《唐宋名家词四百首》，宋清如还在家中为邻居读书的女孩子们补习功课，精神生活多少得到一些调节。由于爱妻在身旁相陪，悉心照顾，又以自己出众的才华校订他的译稿，他的工作进展很快，半年中完成了莎士比亚的9部喜剧。这一时期，常熟属于“清乡区”，先生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不愿向日寇“行礼”，每次到邮局邮寄稿子，为避开“岗哨”，宁愿绕走很多“冤枉路”。岳母家其实也是暂租，住得久了，多少有些不便，于是他携带爱妻搬回老家嘉兴定居，时间在1943年1月。

  回到嘉兴东米棚老屋后，先生把上海的姑母、表姐一起接来同住，他的弟弟也待业在家，五口之家基本依靠他的稿酬维持生活。但先生的稿酬收入根本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宋清如除了主动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外，还常去缝纫店揽些针线活回家“加班”，以此贴补家用。宋清如持家有方，朱家里里外外都被她操持得井井有条。她又极节俭，每月上旬，总先把柴米买好，其他开支能省的一律省去。她带回家的蔬菜常常是“一清二白”为主，即青菜和豆腐，吃到鸡蛋就算“开荤”。没有钱买牙粉，他们便用盐代替。朱生豪的头发长了，宋清如亲自拿剪刀修剪。生活虽清苦，但家庭生活安详和谐，宋清如带来的精神慰藉也成为朱生豪潜心翻译的重要支柱。一次，宋清如有事回了趟娘家，朱生豪竟每天站在门口青梅树下等候爱妻归来。那时阴雨连绵，他捡一片落叶，写一首诗，写道：“同在雨中等待，同在雨中失眠……”宋清如归来，看到夫君消瘦许多、失魂落魄的样子，心疼得直流眼泪。

  当时，嘉兴也是沦陷区，日伪横行，环境险恶。朱生豪继续保持着高昂的民族气节，他宁愿贫穷至死也不为伪政权效力，“到敌伪手里去要饭吃，我宁愿到妈妈那儿去（指宁愿去死）”。他闭门不出，拒绝交往，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交给翻译工作。他沉默的程度让人吃惊，他自己也说：“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他工作条件的艰苦也让人吃惊，他全部的工作用具无非是一张榉木桌子、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破旧不堪的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而已。家里没有时钟，先生起床以天明为准，有时候熬夜译述，也要担心灯油是不是够用。

  最大的快乐在翻译，最大的痛苦也在翻译。翻译决不比创作容易，而翻译莎翁戏剧更需要译者呕心沥血，毫不苟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朱生豪有时候觉得自己太笨了，他甚至称：“就是在初中二年级门门功课均不及格的时候，也要比现在聪明些。”他对自己的才华产生了怀疑，为此他感到痛不欲生，竟“希望魔鬼进入我的心”。但有时候，他又变得特别聪明，工作速度“像飞机那样快”，令他欣喜异常。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开始，朱生豪次第翻译出莎翁全部悲剧、杂剧，又译出英国史剧4部，连同喜剧在内，一共31部。

  古怪孤独的孩子

  艰苦的工作再加上贫穷的生活，朱生豪的身体日渐虚弱，经常患病，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跟时间赛跑。翻译到《亨利四世》时，先生突然感到肋间剧痛难忍，并出现痉挛，经确诊为严重肺结核及并发症。这对于全家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许是感觉到所剩时日不多，朱生豪用执著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继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1944年春季，先生给弟弟写下最后一封信，诉说当时的心境：“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九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登山。幸喜莎剧现已大部分译好，仅剩最后六本史剧……不管几时可以出书，总之已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终日伏案，常有腹泻，不知还能支持到何时！”而他的爱妻宋清如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爱若幼子。她既要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又要四下奔波为夫君寻医问药，心力交瘁，再难经受一击。

  1944年11月底，朱生豪病情加重，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更无力看书了。然而他曾经两次在昏迷中突然高声背诵莎翁戏剧原文，音调铿锵，表情极为严肃。清醒后，他稍感好转，便不无遗憾地对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的宋清如说：“莎翁剧作还有5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并再三叮嘱爱妻和弟弟“续完未及完成的五个半史剧”。先生临终前两天，他告诉宋清如自己大便失禁了。宋清如一看，全是鲜血。当爱妻给他擦洗身体时，先生喃喃自语：“我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当天晚上，朱生豪叫了一声：“清如，我要去了！”宋清如连忙大声呼叫，他才渐渐苏醒过来，爱妻在身旁泪如雨下。24日中午，朱生豪两眼直视，口中念着英语，声音由低渐高，宋清如辨出他在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26日中午，朱生豪忽然叫道：“小青青，我去了！”不等爱妻应答，一代才子和豪杰就此撒手人寰，年仅32岁。

  朱生豪辞世时的同一年，宋清如也是32岁，他们的儿子刚刚满周岁。宋清如记起夫君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什么碑板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念及此，宋清如再次泪如雨下。